因此这一路上不过就是两百余里，卢卓已经抽了罗畅和梅同春三次了，将他们两人抽得鞭痕累累，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到了驿站，卢卓便取出自己的锦衣卫腰牌，带着两个人进到驿站中。
一进到大厅里，便喊道：“出来几个人啊，赶紧准备房间和吃食，老子们要休息。”
大厅里也有六七个人在，看他们的打扮就是官府之人的随从，一个个膀大腰圆的，个个都十分的彪悍。
在大明朝，驿站也是正儿八经的官方机构，一个驿丞就是正七品的官职，跟县令平齐的。
只是这些驿丞干的就是侍候人的活，接待的又是非富即贵的人，因此一个个活得也是有些窝囊，只要是品阶比他们大的，就能对他们吆五喝六的，不留什么情面。
大明朝对驿站十分重视，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朝之后，在他称帝的第二十二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
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还有全国二百三十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
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思就是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
在朱元璋做皇帝的第二十六年，亦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十二条，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
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
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
有时还由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
最高统治层利用邮驿，大肆挥霍。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
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一百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十三万两。
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所费更巨。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皇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
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很多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许多驿官都逃亡在外，驿务多废。
到了嘉靖朝，大明的驿站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是已经没有了朱元璋时代那严格的管理，只要是一个比驿丞大的官，甚至是当官的家属，都可以使用驿站。
就像是卢卓这样的锦衣卫，到了驿站之中更是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