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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律中漏洞很多。论起熟悉和背诵法律条文，是勋确实不如赵达，但论起咬文嚼字揪漏洞来，十个赵达也比不过他。确实，赵达这种酷吏，也是很擅长玩儿文字游戏的，但基本上为了把无罪定成有罪，把小案做成大案，都会肆意扩大法律适用性的外延，而不会想办法缩小其外延——这就是灯下黑，是这类酷吏的盲点。
况且关靖、是勋乃有心算无心，赵达是没事儿要招事儿，所以撞在一起，就被是勋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转瞬间便给驳了个体无完肤。
倘若仅此也就罢了，赵达丢了脸，吴质被释放，曹操父子也没话说——但这样真能彻底扭转官场对于是勋在胡人问题上的疑忌吗？大家伙儿只会以为是勋纯是靠咬文嚼字，钻法律空子才打胜仗的吧。
所以是勋还不肯完，他还有大段儿的演讲要宣之于众呢。
首先，是勋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故作忍辱负重状，沉声道——当然是面对堂下众人，而战败的赵达、杨沛，已经不值得他再大段陈词了，随口多刺一两句便够——
“蔡伯喈曾云：‘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实为中国之大患也。某前戍守朔州，所至城邑残破、田地荒芜、兵戈不全，而须直面匈奴、鲜卑，及河西之羌胡。若彼等合兵来攻，非止朔州必失，即黄河恐不能守！于是图谋分化之，瓦解之，收其降附，而攻其不庭。为此而先败拓拔，然后收其人为假子——都内多有疑我者，然某一心为国，何惜自身之令名？！”
说到这里，开抄林则徐的名联，顺嘴就给改成一首五言诗了：“苟利国家者，死生何所期？岂因祸与福，而敢趋避之？”
完了又说：“朝中诸公，或不明边塞之情，士林庸儒，或妄托春秋之义，而疑我，忌我，致我辞朔州事，若非曹去疾继之，或将功败垂成，思之岂不使人锥心泣血？”转身一指赵达：“更有这般酷吏，为谋功名而罔顾国事，竟将已臣之拓拔目之为敌国。设今日冤处吴长，此事传至朔州，鲜卑六部摇心而遁，甚或侵扰州郡，屠戮百姓，则为谁之过欤？！”
赵达憋得满面通红，正待开口反驳，可是勋哪儿能容他再蛊惑人心——这人心么，还得自己来蛊惑才成！这一大套早就打好腹稿了，当下也不停顿，继续说道：“吾当上奏丞相，使治彼等害国之罪！”然后同时转换表情和话题：“彼等以律为说，而汉律六十篇，大抵成于高皇帝、孝武皇帝时，此后三百年，未有更定者，实不适于今日也。彼等为国执法，当因时因事而析律，而乃胶柱鼓瑟，以孝武时与匈奴为敌之策，用于今日——先不论鲜卑，匈奴入塞久矣，其为汉臣亦久矣，单于金印，皆汉所授，安得将呼韩邪而与郅支并论？！”
汉初，在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和“傍章十八篇”，到汉武帝时代，又增添了“越宫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大致达到六十章的规模。可是打那以后，历代都只偶尔修补，再没有大规模更改过律条，尤其东汉建立以后，明明实际情况已经与西汉时候大相径庭了，偏偏朝廷只知道沿用旧律，再没有重新更定过。到了汉末，有识之士都已经瞧出了其中的弊病，应邵制《汉官仪》，就是尝试重新整理和删定典章制度、法律规条。后来曹魏建立，在汉律的基础上加以大刀阔斧地修改，删去很多不符合实际的规条，修成了魏律。
所以是勋说了，情况不同，法律也应该有所变更，而在法律还没有变更的现状下，身为执法人员，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释法、用法，而不能把匈奴还是敌国时代的法律，应用到匈奴已经降汉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更别说鲜卑还不是匈奴呢！
“吾亦当上奏丞相，使更定法律，以应今日。”
是勋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要开讲三个题目，第一就是为自己辩解，收胡人当养子纯粹是为了国事，即便有损自己的声名，那也顾不得了。第二个题目是顺便提一提法律问题——老曹你不修法，光靠着特务用一些陈规陋条来方便随心所欲地入人之罪，那可不成啊，此非长久之计也。
第三个题目绕回来，他要继续给自己身上涂抹油彩——“昔之匈奴，唯恃骑射之力，铁兵寡也，乃因是而禁之。然今之鲜卑、乌丸等却又不同，禁有何用？蔡伯喈即有云：‘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况袁本初据冀州时，即输铁兵入于乌丸，公孙升济（公孙度）亦然，前乌丸即以此铁兵而犯右北平。今于臣汉之拓拔，禁其铁兵，而于犯汉之乌丸，及鲜卑别部，则无可禁之，时日既久，强者并弱，则臣汉者终灭，而犯汉者更雄，此岂中国之福祉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