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翌日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两个怪人。上午碰到一个，下午碰到一个。上午碰到的是位正宗的局长，五十多岁，因病提前离休了。下午碰到的六十多岁，是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按说精神病院嘛，除了医务工作后勤行政一干人等，我再碰到的人，当然都会有点儿怪怪的。都是我的病友嘛！但他们的怪法儿与其他病友不同。我碰到过的其他病友，至多向我客气地点点头，矜持地笑笑，也就绕开去，各走各的了。他们不。他们一碰到我，就一味地纠缠住我，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没个完。
正宗的局级干部说：“严重啊，我们的共和国的前途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哇！工人失业，‘公仆’腐败，人民币一贬再贬，社会治安日渐恶化，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哇？我每天夜里都忧患得睡不着觉。每天夜里都能听到一种声音……”
我问：“听到的是一种什么声音？”
他说：“算了，不讲也罢。讲了你也不见得理解，也许还会嘲笑我。”
我说：“亲爱的病友，别把我看得太没人味儿了嘛！我也有幻听的毛病。但后来学了一种气功，坚持做了几个月功，幻听就消失了。你如果信气功，如果愿意，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教会你那一种功。”
他说：“我还是相信气功可以健身的。我每天夜里所听到的那一种声音，绝非幻听，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声音。”
我好奇地追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声音？”
他左顾右盼了一阵，压低语调，神神秘秘地说：“地火在运行的声音。”
我不禁反问：“地火在运行的声音？”
他点点头，说：“对，正是地火在运行的声音。呼呼，呼呼，地火在剧烈地燃烧着，在疾速地运行着。还伴随着另一种声音……”
我问：“那另一种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
他说：“是脚步声。是一种咚咚的，沉重的鼓点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仿佛一个巨人正一步步逼近着中国目前所处的这一时代，要将这一时代撕成万千碎片儿。那时就会山崩，就会海啸，就会发生大地裂、大地陷、大地震，熊熊地火就会带着炽烈的岩浆喷射而出。这多可怕啊……”
我说：“是够可怕的。”我以为他是地震局局长，问，“既然已经作出了这么自信的预测，为什么不赶紧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呢？”
他愣了愣，失望地说：“我看错了。本以为你是一个稍有政治头脑的，看来你也是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人。看来你也丝毫不理解我为民而忧而虑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苦衷，你根本没听懂我的话，根本没明白我所言的‘地火’和那一种咚咚的脚步声，究竟指的是什么……”
他脸上呈现出一副无比悲哀的样子。那是一种高瞻远瞩之人，寻找不到一个谈话对手，“高处不胜寒”的空前孤独的悲哀。
他自言自语地又说：“唉唉，偌大的中国，偌大的中国呀！竟寻找不到第二个和我具有同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麻木呀，空前的麻木呀！……”
于是他眼中涌出两滴孤独的忧患者的眼泪，口中念念有词，先背出两段毛主席的语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死后，某些人还要继续打着我的旗号。他们抛开了我的旗号将无法统治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接着又背出四句毛主席的诗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
我自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觉着那后一段毛主席的语录，和那四句毛主席的诗词，听来耳熟能详。忽忆起是“文革”后期在民间流传过的，后来并未被收入毛主席的选集和诗词集，显然属“无名氏”的冒牌儿货，当年以讹传讹……
我正欲向他指出这一点，不料他一把擒牢我手腕，悄而急促不安地说：“你听你听……”
我说：“你握疼我的腕子了，你倒是叫我听什么呀？”
他说：“我让你听那‘地火在运行’的声音！让你听那咚咚的脚步声！多么清晰啊，多么近啊，来到了来到了，就要发生了就要发生了！”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他的语调在发抖，他的身子也在发抖……
尽管我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还是被他搞得后脊梁一阵阵发冷，一阵阵毛骨悚然……
我挣脱了手腕，转身拔腿便走。
他在我身后高叫着：“我是猎人海力布！中国人，中国人，大难即将临头，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的话？毛主席啊，毛主席啊，您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千万别让我白白地变成石头！”
他自己的声音，比他所形容的、只有他自己听得到、我根本无法听到、相信别的任何人也根本无法听到、莫须有的“地火在运行的声音”和咚咚的脚步声，更对人的心理具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我不禁地由大步疾走而快跑逃窜。一口气儿逃窜入楼内，逃窜入病房，双手紧捂耳朵，扑到床上……
当夜他跳楼摔死了。
他的死使一种悲痛的气氛笼罩全精神病院。不少人为他的死流下了哀伤的眼泪，有人甚至恸哭失声。连王教授和小悦，也因为他的死一副戚容。我没想到在我的病友中，居然还有人缘儿这么好的一位。
我将上午如何碰到过他，他说了些怎样怎样的话，以及我如何逃避开他的情形对小悦细说了一遍。
小悦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地震局局长，而是本市的反贪局局长。为了遏制腐败，市人大通过决议，去年成立了一个反贪局。为了选出一个一身清廉，绝无腐败污点的干部担任反贪局局长，组成了一个一百余人的班子，对全市处以上干部逐个儿审查了半年之余，最后才确定由他担任反贪局局长。他可能是本市唯一的一位绝无腐败污点的干部。起码是唯一一个经得起那一次严格审查的。”
我迷惑地问：“本市还成立过什么反贪局吗？我怎么闻所未闻？”
小悦说：“那只能证明你太不关心时事了。当时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一切的新闻媒介，都是作为头等要闻来进行报道和宣传的。当时全市人民曾一度无比欢欣鼓舞，因为终于通过严格审查，从‘公仆’中发现了一个绝无腐败污点和疑点的干部啊！当时全市人民仿佛从无望之中看到了一线政廉治律的新曙光……”
我又问：“那他怎么住进了精神病院呢？”
小悦以一种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口吻说：“这还用问吗？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他被任命为反贪局长不久，有远见卓识的王教授，就为他在医院里保留下一个病房了。而且为他预先拟命了病名，叫做‘政治洁癖与危机意识综合型’精神分裂症。王教授认为，如果腐败的官员成为大多数，不腐败的官员成为极少数，那么后者们最明智的，也是最识趣最安全的选择，不是当什么反贪局长，而是提前离休，住进他当院长的这所精神病院里颐养天年，或者干脆一块儿腐败算了……”
我听后良久无语。既为教授的远见卓识与独到的政治思想所折服，也为本市反贪局长悲怆的下场而心中暗泣。
小悦又说：“自从那位反贪局长被送进了这所精神病院，他的官位已经空缺了半年多。不是想当官儿的人少了。如今权钱可以交换，权色可以交换，权钱色可以交叉交换，想当官儿的人又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但是许多一心想当官的人对反贪局长这一官位，皆敬而远之，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若一心想当官的某人极力举荐同样一心想当官的某人任反贪局长，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前者一定是后者官场上的宿敌，举荐的目的乃是企图以最为体面的最为光明磊落的方式剪除异己。一个时期内热情洋溢的举荐信真是多极了，雪片儿似的积压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协’。这还叫本市的公民们如何相信本市的官员们之间能搞好团结呢？”
我一向的确是一个只顾终日埋头“爬格子”挣稿费，不关心本市官场时事的“码字儿”先生，对小悦所讲的，概无所知。我十分惊讶于她一个精神病院里的护士，怎么会对本市官场上的事了解得那么详细，并且含蓄地向她表示了我的惊讶。
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你忘了这所精神病院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可惜我不是作家。如果是，早凭在这里获得的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翔实可靠的生活素材，写出一本当代的角度新颖的《官场现形记》了……”
我一想可不是嘛！连我这个才住进来的人，本不愿探听不愿了解不愿知道的人，无形中都已经了解了许多知道了许多，何况是她了。
我说：“小悦你别写，你千万可别产生写的念头。书，那也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一本儿，谁写出来了都一准能出版的。莫如让我这个职业作家来写。你写，肯定糟蹋了素材。我写，将肯定能成为畅销书。你做我的版权代理人和销售经纪人，我们二次精诚合作，岂不更好？”
她认真地问：“如果我源源不断地向你提供我所掌握的大量素材，你给我几成版税？”
我一咬牙，不惜血本儿大牺牲，问：“将来给你我的稿酬的五分之一，干不干？”
她倒爽快，在这件事儿上不和我斤斤计较。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定下了口头协议。
全院只有两个人对“四号”之死表现得与众不同。那就是“三号”和“九号”。“三号”是越闹越凶了，仿佛一刻不穿上“xf”背心，更确切地说，一刻不穿上他自己所迷信的我的背心，就一刻不得安宁。但我的背心被小悦拿去做旧了，两天后才能完活儿。还得经过王教授验收，还得经过公证，我和他一手钱一手货双方当面过了手，背心才算正式属于他，他才能合理合法地穿在他自己身上。“三号”一刻也不得安宁，搅得王教授心烦意乱，几次催我赶紧让他验收。我只得撒谎，推说这么重大的事，我不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也应该征得我妻子的同意。说这么重大的事，也绝不是我和妻子在电话里三言两语就能达成一致的。说我已经给妻子送出了信，最多两天，妻子的态度就反馈回来了。“三号”闹得凶，王教授拿他没法儿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将他“禁闭”起来，并且每天亲自给他打两针镇静剂，实际上他不知道“四号”的死。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动一点儿感情的。他心里只有他自己。药劲儿一过，就又号叫着要我的背心。还号叫着以一些很可怕的话对我进行威胁。扬言我若不肯卖给他背心，他就找机会杀了我。光杀了还不算，还要将我碎尸万段。小悦说他既然产生了如此恶毒的念头，目的达不到，绝对是什么残忍的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小悦又说“四号”曾亲自参与调查的几桩受贿案，大抵都跟“三号”的行贿有关。有的案件虽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但又因为“三号”已经是精神病院的一名患者，无法提审他，只能不了了之。反贪局长和他所要法办的罪犯都被送进了同一精神病院，前者思想上走投无路，跳楼身亡；后者逍遥法外，且为了一份儿幸福的感觉，刻不容缓地要以三十万买下我的背心，个中时代玄机，世态奥妙，令人不知作何感想。
“九号”就是我下午碰到的，享受正局级待遇的那位学者。他与“四号”有点儿势不两立。他们在精神病院外边就认识，就已经有点儿势不两立了，都先后住进了精神病院。空间局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非但丝毫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似的了。当然也不是一见了就互啐互骂，你给我一老拳，我给你一狠脚。都是有身份之人，各自的教养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至于像江湖上的两个仇人见了似的立刻要决斗出个你死我活。他们的仇是由于对时代所持的不同观点、不同看法才结下的。一见了就是一场大辩论。一辩就辩到双方都口干舌燥、声嘶音哑、嘴角挂白沫的程度。而且辩到了那种程度了还是都不甘拜下风的。双方又都有各自的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追随者。只不过“四号”的支持者追随者多些，“九号”的少些。每每的，医生护士们不进行制止、呵斥、驱散，辩论不会告终……
“九号”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可言，也未见得有什么真才实学。但是他被某些喜欢他的人认为对当代有杰出的贡献。如果不是因为超龄了，据说本市的每一届“十大杰出青年”，他都会榜上有名的。
他对当代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总结出了一套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方法。只要用他的逻辑一推论，用他的思想方法一解说，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比蜜甜了，我们的社会就充满阳光了，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就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时代了。什么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官僚腐败问题，就统统不是问题了。非但不是问题，甚至还足以证明时代的飞跃。
我碰到他时，他正在院子里闲转。大概是希望碰到“四号”，再进行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他拦住我，冷不丁地劈头便问：“这位病友，你对失业问题怎么看的？”
我一愣，万没料到，在精神病院这种超现实的地方，有人会向我提出一个院墙以外的现实之中十分敏感的问题。
我犹豫片刻，审视了他一番，确信他并无恶意，只不过是想找到个交谈的对象，共同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放下心来，应付地回答：“失业嘛，总归是令人担忧的事。一个国家失业人口递增，解决再就业的能力有限，国家的安定就大受影响了……”
“否！”他用一个掷地有声的“否”字打断了我。立刻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侃侃而谈起来……
他说：“失业有什么不好？好得很嘛！我们国家终于也有五六千万失业工人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啊！失业说明了什么？最有力地说明了改革在继续在深入在发展嘛！哪些地方有失业现象了，哪些地方的改革就大有成绩了，就大有希望了！哪些地方的失业人口多，就说明哪些地方改革的步子快，快得势不可挡！以一部分人的失业，换取改革的大好局面，以区区五六千万人的失业，换取十三亿之众的幸福明天，这乃是以小小的代价，换取大大的胜利嘛！谁失业谁光荣嘛！就好比战争年代，谁牺牲了谁光荣！一样的嘛！发牢骚，不满情绪，怨天尤人，都是觉悟太低的表现嘛！要正确对待嘛！要甘作代价嘛！改革时期，更要提倡和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嘛！……”
我肃然恭听。努力想听明白他的话，努力想按照他那套逻辑进行思考，并且暗暗说服自己接受这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的观点。但听到最后，还是没太听明白他的话，还是不太能接受他的观点。我渐渐明白了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肯定的，这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的一切亲人中，绝对没有一个已经做了改革之小小的代价的。
他问我：“这位病友，你的思想已经转过弯子来了吗？”
我不愿说已经弯过弯子了，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了。也不愿当面扫他的兴，予以反驳。更不愿对他说出我内心里想到的一句话。那句话是——放你妈的狗屁！
我只有嘿嘿讪笑而已。
他又问我对腐败怎么看。
我说：“腐败是严重的社会弊端啊！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嘛！”
他说：“你的话只对了一半儿。只对了一小半儿。你对于腐败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水平上。”
我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请教他有何高论。
他说：“腐败还证明了极好的一面嘛！和毛泽东那个时代比比，你就不难比出好来了！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不就贪污了两千多万吗？不就相当于如今的两万多吗？结果就给枪毙了！多委屈啊！如今呢，一贪污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问：“依您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国家富了嘛！完全经得起这么贪污了嘛！”他振振有词，“过去行贿怎么个行法？一瓶‘茅台’，两条‘红塔山’。啧啧，什么水平呀？一块‘上海’牌手表，那受贿之人就有点儿不敢收了！如今呢，几十万，几百万，现钞！进口小汽车，别墅！从一个侧面儿说明一部分人那是真的富起来了嘛！行贿的水平也上档次了嘛！要么不贿，贿就有实力动真格的了嘛！过去的年代，你想动真格的动得起吗？再比如公款吃喝，每年吃掉几千个亿，也说明国家富了嘛，经得起这么吃了嘛！转换一下思路，从这些不太好的现象，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能得出一个国富民强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大受鼓舞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改革信心倍增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形势大好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有一百条理由有一百条根据无比乐观的结论嘛！现在，许多从事社科专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了，迷惘自己存在的意义了，这不好。很不好。这完全怪自己嘛！自己存在的重要意义，要靠自己显示嘛！比如敝人，就一点儿也不迷惘。因为敝人非常受重视嘛！一点儿也不感到失落嘛！有些话，有些大道理、硬道理，各级政府官员不好说，不便说。也说不好，说不透，说不到点子上，我这位学者就替他们说嘛！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代角色嘛！学者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指望谁去扮演？就是说了挨骂，那也是在替各级官员挨骂。你不惜替人家挨骂，人家才看重你，才给你各种各样的待遇嘛！否则岂不是无功受禄吗？而不可取代的作用乃是，凭了我这样的学者的嘴，凭了我这样的学者的笔，能从一切阴暗面一切腐败现象一切不正之风中，提炼出使人鼓舞使人振奋使人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逻辑！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逻辑的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我非常非常热爱这个时代！伟大的现时代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振臂三呼。两边嘴角，螃蟹似的积聚了两小团儿白沫儿。
我觉得，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厚颜无耻又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人物的家伙。
他接着说：“共同话语！现在需要寻找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共同话语！日本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之间的共同话语，那就是‘岛国危机意识’！一谈到这一点，日本的穷人和富人的意志就统一起来了！日本全体人民和日本这个国家的意志就统一起来了！美国全体人民和美国这个国家的意识就统一起来了！我们呢？我们呢？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话语是什么？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他连珠炮也似的向我发问。由于说得太快也问得太快，涨红了脸。而嘴角两边的两小团儿白沫，有一团儿已经积聚到小指甲那么大了，颤颤欲滴。那时他脸面上呈现出一种相当自负的矜傲，仿佛关乎整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伟大的思想，全装在他的脑袋里。仅仅装在他一个人的脑袋里。
我从来也没思考过，在现而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之间，究竟该说点什么有意思的话题？究竟什么样的话题，还能够成为共同的话题。我一向不认为我有进行这一种思考的义务。经他逼问，我临时动起脑筋来。禁放烟花爆竹的话题，已经说过好几年了，而且早已立了法。禁止养狗的话题，也已经说过了，也已经颁布了条例。在公共场合禁烟的话题嘛，似乎怎么说也不太能够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而下一届“奥运”，别的国家已在激烈地争办着了，我们中国经历了争办上一届的情绪挫败，明确表示放弃这一届的争办权了。下下一届，离得还远呢。强扯硬拽到现而今来作为“共同话语”，未免太超前了。是啊是啊，国家和人民之间，在现而今，可究竟说点儿什么好呢？
我试探地问：“要不还说精神文明怎么样？这难道不是一个可以跨世纪的话题吗？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吗？”
“精神文明？”他打鼻孔里嗤出一声，以否定的口吻说，“也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了？这是工青妇联去抓的事儿！这个话语太轻飘了！太中学生味儿了！要提出崭新的口号！要寻找到崭新的话语！是那种一经提出，就能使全民族的意志凝聚得像钢铁一般坚强的口号！是那种一经宣讲，就能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如同父子如同母女如同夫妻的共同话语！……”
一团儿白沫，终于从他一边嘴角滴落，滴在他蛋青色的短袖衫的前襟上，像是一滴鸟屎。
他的嗓音已经开始嘶哑。他尽量抖擞起精神，高举起手臂，情绪亢奋而又无比激昂地朗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只争朝夕！……”
唾沫星子从他口中一阵阵喷在我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