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老军长孙玉清，二十五师师长李太国、政委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王学礼、政委陈修坤，卫生部长单成孟等九军干部听说政委一回到军部就直接来看伤员，都赶过来了。陈海松怕这么多人打扰伤员休息，就领着大家回到军部前院的会议室。
在军部会议室里，李聚奎赞赏地说：“政委，真有你的，敢在那么多人面前与总政委争执，还下了两个大红人的枪，你可是浑身是胆呀！”
陈海松摇了摇头：“我也是一时性起，本身没什么，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很正常，心平气和地沟通就能解决，可我看他那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态度，心想这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就没忍住。我党早就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制度，我一直主张军事问题要让懂军事的人谋划，政治问题要请熟悉国内形势的同志参与决策，现在看来红四方面军家长制作风很严重。”
“李特、黄超真不是东西，竟敢拿枪指着政委，也好，让他们吃些苦头。太狂了，当年指着鼻子骂朱总司令，害了那么多好同志，完全就是帮凶打手。”王学礼气愤地说。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整自己同志那叫一个狠。古浪战役后，非要把战术失误上升到路线斗争上来，专案组折腾了半个多月，大会小会批判，还要枪毙孙军长，我们九军古浪伤了元气，整顿伤了士气，自那以后都是低着头做人。我们反映过可陈主席就是不听。”曾日三忿忿地说。
陈海松叹了口气“哎，思想的转变需要过程，大家不要心急，更不要因此产生隔阂，毕竟都是革命同志，只是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差别，形成的方案会有冲突，目的都是想把事情做好，需要通过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不断交流才会形成统一。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李聚奎答道：“不算你们九军独立师，倪家营里还有两千五百多人，一半人带伤，基本上都有冻伤、体质普遍较差。渡河时咱们有6500人，将近3000条枪，现在不到一千条，子弹只有两千发，机枪没有子弹，迫击炮全部损失。”
陈海松又问起部队士气，曾日三报告说：“天寒地冻，路远沟深都没有吓倒战士们，马匪凶残，缺粮少弹也没有吓倒战士们，只是开战以来处处被动实在让人憋闷，有劲使不出。多亏你初步扭转了战局，可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了，明天传达下去战士们一定会很高兴，士气一下就会提起来。”
陈海松说：“战役布局还没有最终完成，我还得带着独立师在外面跑几天，你们要做好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安心恢复身体养伤治病，最近敌人不会发动进攻，借此机会加强训练，我会再运来一批步枪，争取人手一只，还会加强你们一些重机枪和迫击炮，让大家尽快熟悉武器，掌握武器性能，提高射击精度，在阵地前展开神枪手竞赛，不要再节约子弹了，多打才能打准。要打的反动民团不敢露头才行，只要他不放下武器，就要往死里打，打得他见了你就害怕，他才会老实。”
此时已是31日凌晨4点，陈海松打发大家回去抓紧休息，自己也裹了件大衣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与此同时相距近两千里外的延安凤凰山下一位中医郎中李建堂的院子里，西厢房的灯光依然明亮，白纸糊成的窗棂上一个高大消瘦的身影正在伏案疾书。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虽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多了，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但革命形势依然严峻，党内围绕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争论很大，各种思想影响着刚刚草创不久的根据地建设，影响着刚刚汇聚在一起的红军的发展。
长征过程中红军巨大的损失让毛主席痛心疾首，广昌阵地堆积的烈士遗体、湘江战役飘满忠骸的江面、寄养在西南大山里的自己的女儿、雪山顶冻僵的小战士、草地上陷身泥沼的老兵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20多万条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漫长的长征路上，那都应该是革命的生力军，是抗日战场上骁勇的战士，是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英雄，却都早早的长眠在远征的途中，太可惜了。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就如此曲折、代价如此之大？他经常一遍遍回顾步履蹒跚的中国革命歪歪扭扭的成长足迹。
从二一年建党之日起、二七年建军之日起，共产国际对于正处于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党的组织人事、战略方针、军事策略、根据地建设都由共产国际下属的东方部直接指挥，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近乎偏执的狂热，但没有自己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
当王明等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从苏联回来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在共产国际倡导的城市中心论思想主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城市暴动，或组织进攻大中城市，大革命时期积蓄的革命力量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