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内125号，原本是大长公主未出嫁前的宅邸。经过改建之后，已经成为了京城中最为出名的议事会场。
在这里，除了召开过全国商人代表大会之外，也常常被顺天府和京城市政厅借去，用作召开大会的场地。
但是从3月下旬开始，这里便被各省士绅代表所霸占了。在被京城百姓教训之后，这些士绅们现在在大会上开口说话之前，都会斟词酌句，三思而后言。
虽然士绅代表们这种谨言慎行，使得他们被大明时报批判的次数大为下降，也让京城百姓少了许多乐趣。但是大会的公开讨论，显然也就很少有所进展。
不过随着时间的拖延下去，士绅代表们也终于开窍了，各省代表中最有声望的几位，在晚上开起了小会，把第二天大会上要讨论的事务先进行沟通，这样第二天大会上士绅代表们的发言和投票就只剩下了一个形式。
当士绅代表们学会了这种小会沟通的方式之后，大会的议事进程便迅速加快了。当然他们相互利益交换的结果，便是多出了500万元的额外投资。
对于这笔款项会不会得到朝廷和皇帝的认可，大家都心里没底。毕竟自古以来，还没有臣下议完事，做出结论之后，再让皇帝和朝廷接受的。
最重要的是，额外增加的500万元，相当于过去太仓一年的进项。这么一笔巨款，他们这些士绅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定了下来。虽然在决定利益分配的时候，大家谈的都很开心。
但是下了定案之后，众人反倒有些惶惶不安了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份定案送到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帝和朝廷愿不愿意做这个冤大头，认了这笔额外的支出。
不过进入了5月之后，参与士绅大会的代表们，惊讶的发现，不但皇帝对于定案作出了批示，内阁也对定案实施的计划进行讨论，制定了一个7年拨款，分期实施的方案。
虽然首期计划只有微不足道的30万元，第二期的拨款还不知道在哪，但是一干士绅代表们已经心满意足了。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发表的言论和决定，居然影响了朝政的走向。
这些以往只能在家中乡下发发牢骚的乡间士绅，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到了此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士绅大会不是乡间好友的聚会，可以任意的发牢骚而不用承担后果。
在这个大会上，他们今天所主张的某个意见，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朝廷推行的政策。这种责任感，让士绅代表们顿时变的慎重了起来。他们在大会上发表言论时，不仅仅只是谨言慎行，还苦心积虑的想要说些，能够让朝廷和天下百姓动容的主张。
士绅们开始转变了心思，把自己当做了被朝廷邀请上京，为国谋划的地方贤士。心思变了，看待事物的观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各位士绅代表从本乡本土利益出发的观点，很快便让位给了替朝廷谋划施政的观点。
抱着这样的观点去讨论朝廷颁发的政策，自然便会同朝廷的立场颇为接近，特别是当崇祯命人把刑部尚书袁可立编撰的《民事通则》递交给士绅大会进行讨论后，这些士绅代表们就更是自觉，他们身上不仅有着一种使命感，还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也许这些士绅代表不知道，马斯洛提出的五个需求层次的理论。但是作为一名士绅代表，他们在士绅大会上，显然已经让他们满足了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后三个高层次的需求。
这些士绅代表们，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也许可以说一不二，但是随便一个地方官员都能让他们俯首帖耳，不敢稍稍出声。
而在士绅大会上，他们不仅可以平等的同与会的其他代表进行交流，还能以大会决议的形式，让朝廷正视他们的意见。就这一点上而言，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价值的实现。
5月2日晚上，会同馆内一间小院内门户紧闭，近30位士绅代表聚集在一室，商议明日大会对《民事通则》总论进行讨论的基本观点。
聚会的这间房并不大，为了能够容纳与会的各位士绅代表中的领袖，除了正中的一张方桌外，房间内其他家具都被移了出去。围绕着方桌的，只有一排排的长凳而已。
这些士绅代表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地址开会，而不是在外头酒楼内包上一大间，主要原因还在于保密。另外，这些士绅代表们还是以中小地主居多，他们也不愿意为这次上京开会耗费太多。
即便是有几个家境较为殷实的士绅，也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出风头，毕竟私下集会好像并不符合士绅大会召开的主旨。他们可不愿意因为一时的舒适，而被朝廷给盯上。
方桌上点着2支京中现下最为流行的鲸油蜡烛，把不大的房间照的如同白昼一般。刚见到这种鲸油蜡烛时，可是让不少外地士绅都啧啧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