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士升的案子，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对于钱士升来说，这比直接给他判刑还要难堪。
原本对他的公诉不过是一个法律问题，最多也就是让他去职还乡而已。但是在舆论的发酵下，南北士绅的角力，再加上宫内和官僚集团的博弈下，现在他的问题已经上升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钱士升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连自己的名誉也没能保住。崇祯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官员，对于钱士升一案人人都要表态的决定，使得钱士升的案情不仅传播了大明各地，批判钱士升偷税等罪行的政治表态也成为了政治正确。
在舆论没有发酵之前，还有些官员在私下替钱士升抱不平，认为这是李夔龙一党指使李琎对正人君子的打压，这是党争而不是一场公正的司法控诉。
但是随着舆论的发酵之后，这些官员的言论也被发掘了出来，百姓们大肆批评这些官员的言论，认为他们这是有意拿党争迫害的名义来搪塞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是犯罪分子之间的互相包庇。
李夔龙等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一面借助社会舆论批评这些官员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一面则上书内阁和皇帝，要求将这些官员调至官校进行普法教育，以纠正这些官员无视法纪的毛病。
中央官校自成立以来，发展一直极为快速，现在已经在各省都设立了分校。对于官员来说，进入官校学习可谓是喜忧参半，这有可能是朝廷准备提拔你的前奏，也有可能是朝廷打算处置你的调虎离山之策。
像李夔龙等人要求的，把这些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官员调入官校学习，显然不是为了提拔他们。
虽说这种调入官校学习的方式，比过去打入天牢的待遇要好一些，起码不用受刑罚之苦。但是，过去坐天牢起码还能博取一个政治声望，只要不死在天牢里总还有出头之日的。
可是将犯错官员调入官校学习，不仅博取不了百姓的同情，在政治上也就等于是被彻底边缘化了。在这点上来说，有政治抱负的官员倒是宁可进天牢也不愿意进什么官校学习去的。
因此当一些发声支持钱士升的官员被拉去官校学习之后，自上而下的官员们，顿时知道了应该如何对这件事表态了。即便和钱士升再怎么交好的官员，在维护他这个人之前，也要先表态他的罪行是确凿无误，不可否认的。
在外界的口诛笔伐之下，钱士升一度绝望的想要自杀，但是他终究不是高攀龙，对自己的生命还是珍惜的很。因此最终还是在皇帝的暗示下，在大明时报上公开发表了悔过的文字，从而换取了皇帝对他的赦免。
钱士升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行为却彻底的撕开了士绅阶层的华丽外衣，让天下人看到了这袭外衣下是多么的肮脏和破败。
这次事件中，新兴的工商业主们在政治上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崇祯则利用这次的事件为社会凝结了一个共识，即偷税漏税的行为就是对于国家的不忠诚，一个对于国家不忠诚的人是不可以担任任何公职的，即便他有多么出色的才华。
钱士升一案扰动了大江南北的官员士绅，但唯有一处地方对于这件案子无动于衷，那就是上海。
从上海县升级为上海市，将松江府也一并吞下之后，上海就开始进入了全力以赴的经济建设当中。以上海县为中心的上海市中心，由上海县城和北面的苏州河之间的农田开始，将这座小小的县城发展成为了一座新兴的港口都市。
到了崇祯十年，上海县城以外的港口和北面新区面积已经隐隐超过了上海县城的面积，从苏州河开始往南建起了七横八纵共计15条大马路。
黄浦江和苏州河边上更是修起了十六处新码头，即便是如此，遇到繁忙的日子，依然有商船要停泊在黄埔江上，等待码头的轮空。
苏州河以南的土地已经比开埠的时期上涨了十倍，这使得后来者不得不越过苏州河购置土地修建库房。于是原本苏州河上的一座石拱桥和一座木桥，现在已经变成了五座桥梁沟通两岸。
上海的官员和市民都埋头于经济建设之中，试图为这座城市和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哪里还顾得上去理会一场政治斗争。
八月十二日，是宋应升和马士英交接完成的日子，也是苏州河第六座桥梁，外摆渡桥落成典礼的日子。
外摆渡桥位于苏州河河口，也是仿照滦河大桥修建的第二座铁桥。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上部为全铁结构铆接桥梁，采用的是来自于大冶铁厂的熟铁，总造价为25万元。
这座铁桥和滦河大桥一样，都代表了大明目前最尖端的工业能力，也意味着铁桥的修建技术开始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