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赵国的法律机构，得名于曾经担任过“理官”的嬴姓祖先皋陶，他是赵国在维持礼制的同时，大力提倡“法治”的传统依据。担任大理的是郑国人邓析，又被称为“大理寺卿”，他每天过手的案子数以十计，其下属的各片区理官更是要负责数不清的诉讼小案，计然又不负责法律，岂能知道赵侯说的是哪一件案子？
却听赵无恤说道：“计相应当记得，因为天灾**，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效仿夏禹和周公旦，除了官方宴飨外，严禁国内酿酒、卖酒……”
中国的酒传说源远流长，有说是黄帝时期的杜康所酿造，此说太过久远无从考证。到了夏代，相传大禹之时，有匠人仪狄造酒，作为贡品献上，夏禹品尝后感觉此物滋味十分美妙，便当成水一般一口接着一口地喝，不知不觉喝醉了。等他清醒后却勃然变色，让人将所有的酒都扔掉，并预言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果不其然，后世夏桀、商纣的亡国灭邦都与酒精有脱不开的关系。或许是太过迷醉昏聩，或许是长期浸泡在青铜酒器里的绿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属，让他们的身体垮掉，精神也陷入了癫狂。
总之酒这东西，少饮能让人愉快，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便万难填充，古人开始意识到，对这种东西，必须加以遏止。
于是殷周革命之际，周公旦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社会风气，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
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进入春秋之后，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酒醉误事外，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节约粮食。
先秦时期，中国果酒不太发达，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于是去年，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并让邓析出台法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钱三百”！
赵国在还没建立前，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禁酒时代”。
对此，赵无恤一开始是自我感觉不错的，不单因为同时代的晏婴等人多次站出来提倡饮酒要节制，最好是禁止酒类酿造贩卖，更因为历史上的赵襄子，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
无恤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小寓言，说是赵襄子在战胜知伯后志得意满，彻夜饮酒狂欢，五天五夜没有停止，还恬不知耻地对侍从炫耀说：“孤真是非同常人啊！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却一点醉的感觉都没有！”最后还是近侍优莫说他：“主君再努力一吧，就能赶上饮酒七日七夜不止的商纣了。”这才把赵襄子吓醒。
如今赵无恤在民间禁酒，官方也减少对酒的需求，一方面能节约粮食用于战争，另一方面也能与历史上的“他”有所不同，是一种自我肯定。
然而在实行快一年后，赵无恤赫然发现，这条禁令根本就没什么卵用……
虽然街市上的酒肆是消失了，但只要微服到市场周围看看，便能发现，光是邺城周边的乡邑、里聚，就有数百个私人酿酒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都是藏在家里的小坊，所酿之酒不多，但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
想到这里，赵无恤便无奈地对计然说道：“从禁酒令下达以来，市场上的酒就从来没断绝过，就在年前，邺城令派人去周围乡里中暗访，便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个大酒坊，都是周边豪长资助的，甚至还有官吏牵连其中，而私下饮酒者也层出不穷。”多的不说，不少在战争期间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曾在禁酒期间于邺城家中大醉，外出嬉闹，被执金吾抓了。
“虽然大理寺已经审理此案，没收酿酒器具，对群饮者罚钱，并将知法犯法，勾结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废黜不再任用。但都城脚下如此，郡县上更不必说。”
计然认可地点了点头，如今这项禁令已经完全流于形势了，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节约粮食”，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禁酒之后，因为贩卖私酒的利润很高，地方豪长、富商争相酿酒，粮食非但没有节省，反而耗费得更多，甚至催生了郡县上的有组织犯罪。其中以东阳、河内等富庶地区更甚，寄托于边关几而不征，鲁卫那边也有私酒流入
在吃了这次亏后，无恤也明白过来，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汉文帝、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向现实让步。
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只要家境不太困难，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里外饥民活命的口粮，饮用者并不在意。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于祸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故而寡人觉得，既然酒难以禁止，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