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威胁，危机，在这些时期里人们更加或者是主动的渴望集权来带领他们度过危险，但当这些为难被顺利穿过的时候，人们心中想的就不是集权了。
大宋的朝堂很怪，和历朝历代都不相同，皇帝为了压制武将大幅提升文臣的地位，政治风气也比较开明，虚心接受朝臣们的上疏和谏言。
可以说到了大宋之后，除了一些礼法对于文臣进行限制之外，大宋的君臣更像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君臣之别的区分仅在于礼数上的差异。
尊重这东西基本上是皇帝自己争取来的，太祖太宗不用说，而真宗皇帝即便是在前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期昏聩的时候依旧被朝臣们骂的很惨，甚至被寇老西一个相公胁迫到了战场上。
但另一方面，大宋又是一个皇权不断集中和加强的王朝，两府之间把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二，把兵权彻底从文臣的手中剥离，文臣和武将成为死对头，这不光是限制武将的手段，也是老赵家收拢兵权的办法。
都和文臣是死对头了，武将们还会听命于文臣？
最终这柄重要的枪杆子到了皇帝的手中，成为大宋皇权的重要保障，老赵家的人都知道，兵权对皇权的重要性，所以从未把兵权交出，甚至为了皇权的稳定，而把大宋主要的精锐兵力放在了都城而不是边疆。
但事实上这是多虑了，文臣没有造反的可能，也压根不想造反，他们只是想要把胸中的抱负施展出来，并且名扬天下，限制皇权的膨胀不是他们的天职，只不过是在他们施展胸中抱负时遇到的矛盾而已。
毕竟无论文武都是皇权的拥护者，皇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没有了皇权文臣上哪去施展胸中的抱负，上哪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文臣对皇权是需要的，也是斗争的，抗衡的。
这一点赵祯早就看的清清楚楚，在帝王的御座上待了这么多年，若是连这点事情都看不清楚和，实在是不配做一个合格的皇帝。
但他这么多年来不断的加强皇权，不断的用兵为的也恰恰是为了限制皇权而打下基础。
对于赵祯来说，这个时代是美好的，政治环境也是千年难得的，没有文字狱，没有政治上的过多迫害，即便是阴谋诡计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也没有达到要人性命的地步。
风闻可言事，查证以自清，实在顶不住舆论压力，大不了自请出外，隔些时日再提拔重用，这些都是历朝历代极为少见的情况。
赵祯也恐惧皇权的无限膨胀，他明白后世皇权膨胀到了什么地步，文字狱可怕到什么程度，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对抗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史书上的一笔一划之间记录了多少的忠诚于背叛，刻下了多少的累累伤痕，这些伤痕不是刻在一个王朝的身上，而是刻进了华夏的血肉之中，刻进了百姓的骨骼之上。
所以当包拯和王韵出现在行宫之中，请求召见的时候，赵祯理解他们的担忧，也惊讶于包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